刊載于2013年第4期(總第292期) 《科技潮》雜志
在湖南省株洲市有一個叫霞灣港的地方,住在周邊的居民,曾習慣將家門口這條污水橫流的溝渠稱作“毒水溝”。因其重金屬的含量嚴重超標,霞灣港早已不復當年的秀美,刺鼻的氣味和極強的腐蝕性令人不敢靠近。2011年底實施的霞灣港重金屬污染治理工程,卻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讓當地人十幾年都避之不及的“臭水渠”又見清流。而實現這一魔術般變幻的正是致力于環境污染防治的北京高能時代環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能時代”)。
如此經典的工程案例,對于已有20多年專業背景,且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率先搶得國內“污染控制”先手,完成500多項國內外大型環保工程的高能時代來說,并不鮮見,但這家企業至今仍抱有一種如履薄冰的發展心態。
“這不是我們對自己的技術沒有信心,而是在任何情景下,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不允許我們出一點點紕漏。工程無小事,一次考慮不周,將前功盡棄。每一項工程不僅對業主關系重大,更關系到周邊環境、甚至生態系統的安全,所以我們必須慎重處理。”市場總監劉力奇一語道出了高能時代“科技保障安全”的經營理念。
也正是秉承“科技創新、產業報國、服務利民”的企業宗旨,專注專行,在打造中國領先、世界水平的國際化一流環境技術企業的征程上,高能時代努力實現著“為人類為社會創造持久安全的環境”。
不為喧囂擾心神
環保行業近年發展迅猛,有政府的重視,有民意的訴求,更有現實的需要。尤其是十八大報告中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了國家戰略的重要地位,而“十二五”期間,我國節能環保產業投資需求將達3.4萬億元,環保產業機遇空前。
面對如此誘人的蛋糕,不論是相關企業,還是資本上稍有掛鉤的股票,一時間沸沸揚揚,高歌猛進,就連行業外的人都想沖進來分一杯羹。
然而,面對如此躁動,作為資深的環保企業,高能時代卻很淡定。正如其董事長李衛國所言:“對于高能時代來講,無論是環保行業坐冷板凳,還是熱得發燙,我們都不會偏離既定的目標,將一如既往地心無旁騖,按照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自然節奏去做好當下的每一件事和每一個工程。”
一個企業想要修煉到如此心境,并非一日之功,高能時代從第一次與“環保”關聯的工程中就開始堅定了靠質量、服務、價值及技術就生存的發展之路。
1988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接了正負電子對撞機的防滲工程。由于對撞機被安置在地下,且試驗環境內要保證空氣的絕對干燥,當時國內外保護隔絕材料只有瀝青和油氈,他們的滲透系數遠達不到試驗設計要求。怎么辦?
后來,經多方尋找,高能所的科研人員終于在美國找到合適的材料——HDPE土工膜材料,并將這種材料和安裝設備、施工所需的墊襯技術即“防滲屏障系統的建立”一并引入國內。
當時的技術人員也并沒有意識到這次引進對中國污染防滲及治理帶來的深遠影響。
1992年,南昌有色金屬研究院接下了一擔大活兒,為安徽銅陵硫鐵礦溶液池做防護工程方案設計。按照傳統方法,剛性的玻璃鋼材料是首選。但實際工程中,如果建造一個水庫大小玻璃鋼硫酸池,投入巨大,那時礦上根本無法承受。正在南昌院為難時候,他們得知了高能所為正負電子對撞機所做防護工程和新型材料,隨即與他們聯系,雙方達成共識,用HDPE土工膜材料做防滲保護層。這時,高能所成立了北京高能墊襯工程處,也就是高能時代的前身。
“因為我們引進的技術很成熟,也有過高規格工程的實踐經驗,所以銅陵的那個項目完成得很順利,實際開支只有原有設計方案的幾分之一。至今,沒有出過任何問題,但是為了嚴控質量,我們每年都會去那里取一些樣本,檢驗可靠性。跟現在的工程規模比起來,這個項目已經不算什么了,但是它為我們贏了客戶的信任和企業品牌的初步認同。”劉力奇回憶高能時代在環保領域打響的第一槍,依然很驕傲。
2001年,為了順應院所體制改革的大潮,北京高能墊襯工程處也通過股份制改造演變成了如今的高能時代。
改制后,高能時代加大了對技術研發的投入力度,即便經歷過環保行業加強技術和市場的結合程度,經過多年的技術研究積累和工程應用,不僅培養出一支專業化的技術團隊,還形成了其獨創的固體廢物填埋屏障系統、封場生態屏障系統、廢液厭氧屏障系統、水體生態屏障系統和垂直生態屏障系統等組成生態屏障系統,在行業內獨樹一幟。
隨著名聲鵲起,陸陸續續又有人找來了,一個接一個國內外大型工程接踵而至。
1999年,北京六里屯垃圾填埋場一期工程竣工投入使用。但是在施工前期,因為填埋場1500米以外就是北京市重要的供水源——京密引水渠,不管是政府還是施工方都極為謹慎,這里的防滲漏做不好,后果可想而知。
雖然這個階段,國產土工膜材料已經有所發展,但要達到50年不滲漏的設計要求,大多數國產材料供應商和競標的環保企業都心里沒底。“我們卻很有信心,關鍵在于高能時代使用的HDPE膜在美國已經有了50多年連續生產和普遍應用的歷史,可靠性是顯而易見的,加上我們成熟的土工膜鋪設、焊接和防滲等專利技術,過硬的工程質量和技術團隊,最終獲得垂青,并圓滿完成了填埋場攔污圍壩的建設。”提到這個項目,劉力奇顯得自信滿滿。
據劉力奇介紹,當時很多業內人士其實對環保防控沒有清晰而深入的認識,這也讓高能時代在國內環保產業還停留在概念炒作階段時,就積累了大量寶貴經驗。企業發展初期就與不少高端客戶或項目合作,對其以后的品牌樹立和業務支撐影響深遠。
此后,隨著北京奧運森林公園人造水體生態工程、蘇州七子山垃圾填埋場、上海嘉定危廢填埋場、西藏玉龍銅礦、蒙古BOROO金礦、中國石油四川石化、哈爾濱麥肯污水厭氧處理、大唐國際多倫煤化工、引黃入晉、哈薩克斯坦努拉河汞污染治理、湘江流域污染治理與土壤修復等標桿工程相繼完成,作為中國環保行業最早的企業之一,高能時代見證了中國環保市場的潮起潮落。但多年的經驗警示著高能時代,永遠不要拿客戶當試驗田,這是非??膳碌氖虑?。“我們就親眼目睹了許多曾經的競爭對手因為這樣,而被時代淘汰。對于沒有把握的事情,我們要勇敢地說No。當我們有把握能干的時候,即便別人沒干過,我們也會勇敢地說行。”劉力奇表達了高能時代對待客戶和環保事業的態度,更是企業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恪守的準則。
通過十多年的摸爬滾打,近幾年乘著環保行業發展的東風,高能時代插上了騰飛的翅膀。2011年,實現營業額5.8億元,2012年簽訂合同額近20億元;研發出22項專利技術,編制了20多項國家標準,擁有6項軟件著作權,拿下了同行業數個“第一”。
“以柔克剛”構建生態屏障
在成績面前停滯不前,往往是企業由盛而衰的誘因,高能時代高管們也時刻繃緊弦,把創新視作企業發展的原動力,不斷挑戰自我,尋求突破。
2010年7月3日,震驚全國的紫金礦業污染事件發生。9100立方米的污水流入“客家母親河”——汀江,導致汀江部分河段污染及大量網箱養魚死亡。初步統計,汀江流域僅棉花灘庫區死魚和魚中毒約達378萬斤。這一事件引起了環境保護部和國家安監總局、福建省委各級地方政府和社會輿論的高度重視。
危急時刻,治理方案是關鍵。紫金礦業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如果恢復生產所需時間過長,以停產前每天近千萬的利潤計算,損失之巨難以估量。但是,如果工程方案沒有得到專家評審組的確認,復產改造工程無法啟動。
“對于這樣突發事故處理方案,出資方又是企業,人家希望加快進程也可以理解。但對設計方案的嚴謹周密是政府要求,也是我們對社會責任,可要想達成徹底地土壤修復和防污堵漏的目標,又急不得。那時的壓力很大。”談到這里,劉力奇似乎又找回了那份緊張感,眉頭緊蹙。
經過與各方專家的充分溝通,高能時代結合自身的工程經驗和技術優勢提出了以垂直阻隔為關鍵控制性工程的同康溝堆浸場復產改造方案,其目的是既能確保被污染土壤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降低酸性、降低銅離子濃度,同時建設一個有能力抵御百年一遇洪澇災害的現代化堆浸場,盡快恢復正常生產。這意味著此項工程不僅能把滲透到土壤里的硫酸銅溶液抽取出來,電解成銅,同時還讓堆浸場在安全條件下盡快達到設計產能,產生經濟效益。在國家有色金屬工業協會主持的方案評審會上,高能時代的系統方案得到了大多數專家的一致認可。
“這套垂直阻隔技術是我們的首創,在國內還是第一次使用。把相對柔軟的膜像利劍一樣自上而下插入堅硬基巖中,這不是誰都能做到,甚至敢于想象的。我還記得第一道土工膜防滲墻嵌入基巖后,膜兩側的PH值立馬就一樣了,我們的心也唰地一下落下來。”
通過劉力奇的描述,記者了解了高能時代“以柔克剛”的秘密。
高能時代進入的時候,那里的土壤PH值不到3。當務之急是防止酸液下瀉到汀江。換言之,只要能保證酸液在流入汀江之前被抽出來即可。高能時代采取的措施是,在酸液下瀉的山體設置兩道垂直防滲墻。一道設在山溝最狹小的鵝頸嶺處,另一道設在入江口,作為第二道預備屏障。同時在土壤的上面,建設堆浸系統。
其中構筑防滲墻采用的土工膜是柔性的高密度聚乙烯(PE)。目前國內在該方面普遍的施工方法是,將這種軟的土工膜材料平面鋪設,而高能時代的創新是把柔軟的土工膜垂直插進土壤最下面的基巖,再用特殊的膠粘牢固,防止酸液滲透。同時,用特殊的專用膠填充巖石縫隙,保證酸液一滲透到防滲墻的時候,就再也滲不下去。為了解決無法滲漏的酸液的水位在防滲墻處慢慢上升,還特別安裝了導水管與潛水泵。只要酸液水位一上升,潛水泵就自動往外抽。抽出來的酸液其實就是硫酸銅,硫酸銅經過電解車間高壓直流電的電解就變成了銅,本來是壞事的滲漏問題到最后不僅可以得到解決,而且還繼續為之創造財富。
截至目前這項工程已經基本完工,經過3個多月的試生產,堆浸場已經開始正常堆浸作業,土壤PH值已經超過6、銅離子濃度已經逐步降低,業主已經在排放口養魚和鴨子,它們已經正常生長并為人食用。
模式臨變謀求多贏共振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高新技術企業,只有技術研發的硬功夫,往往不能是企業效益大提升,而因地制宜地、靈活多變的投資運營手段,正是彌補這項短板的柔功。
霞灣港位于株洲市石峰區的清水塘工業區,這塊土地的污染,得上溯到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地處湘江上游的冷水江流域鉛鋅礦的興起,冷水江成了該礦的江洗之處,而大量污水被直接排到霞灣港這樣的小河溝,再順著溝渠流進了湘江。
由于酸雨淋溶、地表徑流沖刷及人為擾動,霞灣港底泥中沉積的鎘、鉛、汞、砷等重金屬正成為威脅湘潭、長沙兩市飲水安全的重大隱患。
整個霞灣港清淤工程的難度在于霞灣港上游的生活和生產污水總是會源源不斷地流下來,如何償還數十年的污染歷史欠賬,徹底解決區域重金屬的內源污染歷史遺留問題?導流、引流、截流成了重要環節。
高能時代的工程師們一起絞盡腦汁設計出了施工方案:把上游的生活污水截流用管道引入污水處理廠,把沿線工業企業的排水口截流至霞灣污水處理廠,同時用一根導管把上游的雨水、河道剩水導到施工段的下游,“三管齊下”,保證施工段的干港清淤。
“因為在鉛鋅冶煉過程中有大量的有機材料,霞灣港的污染已經形成了復合污染,不是用個土工膜能搞定的,需要完整的技術體系支撐,我們的生態屏障系統在這里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是最終我們能在多個解決方案中脫穎而出,還體現了技術以外的多方位考量,具體地說是一種創新的運營模式。”高能時代的負責人告訴記者。
目前國內污染場地修復常見的商業模式有兩種:一種是招投標模式,另一種是“修復+開發”模式。
然而,兩者均有自己的弊端存在。前者,埋單者是開發商,其弊病在于沒有條件約束開發商會不會將土壤修復資金挪作他用?政府在出讓土地的時候是不是肯“讓利”給開發商?再加上開發商急于追求利潤,能不能長時間等待土壤修復的完成;后者,土地儲備中心從搬遷企業收購土地,對污染場地進行調查和修復治理,完成治理后再進入土地市場,土壤修復的埋單者變成地方政府,政府是否有足夠多的資金來承擔?
在清水塘工業區,這樣的隱患也同樣存在。區內企業無力治理“自家墻外”的污染;當地政府也有自己的困難,資金上捉襟見肘,要解決污染治理的資金難題必需探索新的業務模式。
高能時代在前期了解情況時,發現這個問題,多年的工程經驗與超前的戰略眼光,讓他們在傳統模式外,另辟蹊徑,采用了類似于BT/BOT(建設+轉讓/建設+經營+轉讓)的“帶資修復”創新模式。
根據湖南省的規劃,未來的輕軌和高鐵肯定要經過清水塘工業區,也就是說這塊土地如果修復得當的話,它的市場升值潛力是相當大的,如果企業先行出資修復被污染的土地,未來政府通過土地出讓收益來支付企業的治理投資,這個投融資難題就化解了。
正是看中了這塊土地的市場價值,高能時代憑借自身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工程優勢,與石峰區政府達成協議:高能時代以投資商身份與地方政府共同完成污染地域的綜合治理,雙方合作成立一家公司,對這片重金屬污染土地進行治理。
而對于投入的資金,高能時代已經獲得聯想控股和中信產業基金兩大戰略投資者的支持,且公司已獲得多家銀行的高額授信,資金是公司領先于同行的又一大優勢。高能時代正在將這種模式靈活地在全國其他城市復制。
2012年福布斯中國最具潛力企業50強的名單上,高能時代赫然在列。這已經不是高能時代第一次登上“最具潛力”榜單,在德勤、清科等眾多影響力頗深的權威排行榜上,這家企業數次上榜,還曾位列中國最具投資價值的50家榜首。
之所以受到如此青睞與關注,除了高能時代強大的行業競爭力和諸如北京市科委等政府科技部門對其成果轉化項目的大力支持,更在于他們對環境治理的訴求:站在這個世紀的風潮里,我們竭盡全力,致力于成為全球領先的環境系統服務商,相信高能時代,以及千萬個高能時代,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有力量去改變世界,一天又一代,不會停歇。
本文作者系《科技潮》雜志記者周一楊